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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观察员 | 张建平，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怀舟，36氪二级市场负责人

编辑 | 刘子晴 吕方

图源视觉中国

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45天后禁止所有涉及微信的交易，这可能导致苹果不再通过其应用商店App Store向其用户提供微信下载服务。虽然苹果公司最终的决定还充满悬念，但8月10日苹果概念股价大幅下挫，即将发售的iPhone 12系列销量也不被看好。苹果产业链分析师郭明錤发布预测称，若苹果全球下架微信，iPhone出货量或降30%。

针对这一事件引起的持续关注，36氪邀请了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以及36氪二级市场负责人郑怀舟，进行评述。

核心看点：

1、苹果和微信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生态关系。

2、中美高科技行业在某些领域的竞争在增强。

3、越南、印度等国家，跟中国之间制造业的规模、能力，包括产业体系相比，差了20-30年。

苹果会不会被迫转移产业链？

郑怀舟：苹果产业链的分析师郭明錤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苹果iPhone的销量会减少30%。那在这样一种极限施压的情况下，苹果会不会就范，被迫把产业链转移？比如说迁回美国，或者是迁到越南这种更加便宜的地方。

张建平：去年我去斯洛伐克参加一个全球的安全论坛，有两个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解构，第二个就是安全民粹主义，我觉得这两个词，现在用在美国特别合适。

苹果现在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苹果的主要组装工厂都在中国，而且中国也是苹果一个巨大的市场。苹果和微信之间，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生态关系，它们这种相互依存是依赖度越来越高的。

苹果想要把产业链迁回美国或者迁到印度、越南这两个方向，都跟最大的中国组装公司富士康有强关联，而富士康在美国已经陷入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第一大尴尬是他们选择的苹果工厂位置是威斯康星州，那个地方跟我们东北的气候一样，一年好几个月开不了工。第二大尴尬就是工人从哪里来？在美国招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的年轻一代习惯服务业的时间自由，工作量低，不受束缚。我听说有些年轻的美国工人，签合同干不了几天就坚持不住了，没法守在制造业的岗位上。再加上美国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你必须得付给工人非常高的工资标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产线搬回到美国难度非常大。就算美国有些政策可以给搬迁成本免税，但就算解决了搬迁成本的问题，它回到美国以后，能持续运营下去吗？能够满足生产苹果的效率和时间需要吗？而且它的成本、价格能像在中国那样便宜吗？这都是做不到的。在美国的生产线能不能持续盈利，都是很大的问题。

回到另一个方向，现在有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确实在向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转移。同样是郭台铭先生，公开讲过今后10年要在印度建10间工厂。他也确实在印度开始建第一家工厂了，但是产量并不高。另外印度承诺退税，到现在为止估计退税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关键的是，苹果产品属于高附加值产品，它的零部件是一个标准的全球供应链分工，这样一个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的全球化产品所有零部件最终在一个国家组装，而现在主要是中国在承担这样一个包容任务。零部件还有成品运输对航空交通运输的物流要求是很高的，无论是印度还是东南亚国家，都很难承担这样的任务。

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苹果产业链想要转到其他的地区，特别是最终集成这一部分，是任重道远的。

至于刚才讲的苹果销量下滑，苹果确实已经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市场竞争态势，华为的手机总销量在今年已经超过了苹果，变成了市场份额最大。苹果跟华为和三星比起来比较贵，甚至于有很多人调侃苹果已经变成了奢侈品。从性价比来讲，它已经不占优势，如果美国再实施这样一个极端政策，苹果更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所以美国所谓的“净网计划”极端措施实施的话，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既伤害中国的公司和消费者，也会伤害美国的公司和消费者。

国内企业该如何应对美国的施压？

郑怀舟：半导体和芯片设备还有顶层软件，都绕不开美国公司，如果美国公司对国内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造成断供的话，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张建平：现在中国在芯片上确实比较依赖海外供给，设备也是。但是这个供给格局其实比较复杂，比如光刻机最厉害的并不是美国的企业，而是荷兰企业。芯片行业除了有美国的高通因特尔，三星的芯片也在迅速崛起。

去年美国对中国威胁断供芯片，很多中国的主流手机厂商其实就已经开始把联发科作为备选的芯片供应商来培养。所以在2020年一二季度的时候，联发科在中国的芯片供给市场份额迅速攀升。去年联发科市场份额可能才10%，但今年最高的时候已经逼近40%了。那么相对应的高通芯片去年占到了中国芯片供给的40%左右，但是在今年一季度，由于华为用了自己的海思麒麟芯片，高通的芯片份额下降了20%左右。

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采取极端措施，美国自身的芯片行业也会遭遇到非常重大的打击。以高通为例，今年上半年营收下降了50%，利润下降了60%，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还要支付员工相关的社会福利。再加上政策波动大，市场不确定性大，对于高通来讲，今后研发投入肯定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行业的龙头地位进一步受到威胁。从这种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美国一定要看到，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相互依存的时代，单纯出于自己政治性的动机，人为干预和阻断全球供应链，不仅会对自身造成伤害，对商业秩序的破坏也是非常惊人的。

郑怀舟：关于脱钩和产业链转移，我们目前是否会有一系列的政策来保护国内企业？比如出口关税补贴、关税减免等相关政策。

张建平：现在产业转移这方面，我们是尊重企业的意愿，由企业自身来决定。总体上讲，中国现在高质量的发展和产业转移升级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朝着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朝着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满足我们现在每年上千万新增就业的需求。我们有一些中低端的产业，失去竞争力或者盈利困难很自然地就转移出去，这个是正常的。当然即使对于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现在全球化的时代既在国内发展也在国外经营，两条腿走路，也是符合咱们国家现在所说的利用两种市场，开发两种资源。现在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两大循环来相互促进。在政策上来讲，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其实都是要按照WTO的有关规定，按照国情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支持政策。

郑怀舟：微信事件之后，微软最近也更新了一个用户协议，被市场解读为断供做准备。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是否会进入恶性循环？一旦陷入困境的话，中国是不是也会在自主可控的国产期的路上遇到很大的阻力？

张建平：从服务贸易的角度来看，中美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相互之间在市场上都是各有斩获的。比如美国在金融领域非常有竞争实力，很久以来美国的金融服务都希望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那中国最近几年确实在银行、证券、基金、保险这些行业不断地扩大开放，甚至于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都已经在中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中国的市场如此庞大，美国的优势服务业在中国无论是商业存在还是跨境服务的方式，都能够有很大的利益。现在中国也有很多服务公司，特别是高科技服务，已经可以到美国提供服务，实际上是相互都受益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业非常庞大，行业门类多，美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大服务贸易国家，中国是第二大，所以在细分领域当中，肯定也存在着竞争。高科技行业就是非常典型的已经到了竞争阶段，所以就会出现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危险的苗头。

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中方的角度来看，还是本着理性寻求合作、对话的一种基本态度和理念，这个包括现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非常支持的。美国的一些伙伴国家欧盟日本，其实也不希望美国采取极端的政策。

郑怀舟：如果苹果使用者不想更换手机，最可能用什么软件或方式来替代掉微信？

张建平：现在微信的市场地位、模式以及应用，其实已经很难替代了。对于中国人来讲，不仅是生活娱乐，甚至一些经济模式对于微信的依赖也都是非常强的。从软件上来讲，我觉得目前为止应该说还没有第二个国内国外软件或者平台能够替代微信。美国的社交软件如FaceBook过去都是大厅聊天的模式，很多用户就反映安全和信息泄露问题。后来FaceBook也研究了一下，觉得微信确实值得学习，原因就在于微信有大厅聊天的模式，也有小群聊天的模式，还可以一对一聊天，微信已经发展到能够跟美国的主流社交平台平起平坐的位置，这可能也是现在美国打压微信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全球贸易格局未来如何发展？

郑怀舟：在美国极限施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会不会转移？很多低端制造业承受不起加关税和国内高成本方式开始转移到越南，因为越南的政治体制和我们也是比较相近的，然后跟中国比较近，比较好说话，人工便宜。国内的产业链转移之后，会不会对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

张建平：全球的产业转移，包括我们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按照经济规律都是在变化调整的。全球过去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当中，最厉害的制造业中心是在不断变化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英国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到后来德国崛起，然后美国工业化发展，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也曾经占据全球制造业头号大国的位置，到90年代时候的日本制造业，再到今天中国变成全球的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今天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增加值中已经占到了接近30%，美国第二，日本和德国，现在只占7%左右，英国略低点，印度和越南目前只占5%以下。所以其实越南也好，印度也好，跟中国之间制造业的规模、能力，包括产业体系相比，差了几十年。目前情况下，我们要尊重企业家的选择，因为企业家是最会算帐的，我在哪里能盈利，我就到哪里去生存。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产业，逐渐在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这个阶段，由于美国一些极端政策，人为地推动断链和产业转移，其实会破坏商业规律，打破企业家辛辛苦苦多年构建起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协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政治性的转移，和自然的符合经济规律的产业转移分开。对于那些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产业脱钩、断链，我们是很反对的。

现在美国的关税政策已经不仅仅针对中国了，前两天它就对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最亲密的邻居加拿大征加了关税。还有对欧盟，空客也好，农产品也好也在征加关税。所以美国现在的关税政策，就是标准的单边主义，非常不尊重WTO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

跟大家分享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是我有一次跟WTO原总干事长拉米先生做央视的节目，听拉米讲到的观点：“如果WTO要改革的话，我们得准备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有美国的方案，另一种方案是没有美国的方案。”从这句话你能感受到拉米对美国非常的不满，原因就在于过去WTO判美国比如说判波音败诉，美国政府得减少对波音的补贴。但是美国拒不接受，拒不执行，也惹恼了欧盟。

回到最后全球的贸易格局，美国自身的痛楚是在于它在过去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制造业跑得太多了，美国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到了GDP的80%，接近85%，所以现在美国有点产业空心化。那么特朗普所代表的这些中西部蓝领工人，失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矛盾也比较尖锐。所以现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很多制造业回到美国去。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总统先生，关税政策根本解决不了美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无法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郑怀舟：现在美国失业率很高，然后又有贸易摩擦，互相报复关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像大萧条时候？美国是不是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大萧条？

张建平：历史有相似性，但是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原因就在于目前阶段新冠疫情所引起的经济衰退，跟本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性质上还是不一样。那时候全球化并没有得到发展，我们的技术水平也不高，今天由于新冠疫情，当我们传统的贸易方式和贸易渠道受到影响，我们的消费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那个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手段的。再有一点，那时候的美元不像今天的美元，今天的美元是全球“一元独霸”。可以在短短半年之间增加了4万亿美金的国债。现在美国的很多家庭，每个月都领好几百美金的救济补助。它现在虽然说失业率很高，经济下滑比较严重，但是如果你看美国市场的恐慌指数，只有在2、3月份的时候暴涨上去，现在已经回归比较平静。目前阶段主要还是美国两党博弈，把疫情和经贸问题都政治化。

下一步美国的风险确实是挺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把美国列为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来源之一。我们现在就呼吁美方，一定要认真重视疫情，在防疫和抗疫方面不要政治化，科学防疫抗疫，控制住疫情才能复工复产，经济才能够去走上正轨。

美国是全球第一号经济体，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是无可争辩的趋势？原因是美国现在处在最糟糕的状态，对全球经济不仅是一个拖累，还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是建议美方参与到国际合作当中来，通过防疫来恢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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