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被媒体评为2010年房地产十大热词之一，那年“逃离北上广”是由高房价带来的副产品，折射出一种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无奈与悲凉。

  10年过去，疫情突然降临，打乱了许多人原本打算逃离或者逃回北上广的计划，逃离或者逃回再也不是被动，而是更多有主见有想法，敢闯敢拼的人主动为之的事。

  北上广是高调寂静的西餐，你对服务员致以礼貌的微笑，举着高酒杯，轻轻的品味回荡；而老家是炽热滚烫的火锅，洋溢着生活的人间烟火，让你满面红光直呼好爽。

  你喜欢北上广的方便快捷，资源优势，就要承受它的节奏飞快、交通拥堵；你喜欢老家的热闹安详，就要接受它的朴素简单。

  那张从老家开往北上广的车票，你退票了吗？

  被访者 | 钢笔     写作者 | 金捷

  今年元旦的时候，我和朋友一起去看了刚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新年好》，电影里白百合饰演的白树瑾对新来合租的小姑娘说：

  “你前面那位呢，逃离北上广了，走之前她说在北京奋斗了三年，都没有他爸一个电话好使，你可挺住了啊。”

  在一线城市奋斗了几年，最后依然是逃离合租房、逃离北上广、回到老家。这个结局，其实在当下并不少见。

  就比如春节之前的我。

  01.  

  2014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上海，在徐家汇某互联网公司入职程序员，月薪六千，我记得拿到offer后我在中介门店租房时，中介还鼓励我说努力个几年，月薪就可以赶上上海房价了，那时上海房价均价不过三万出头。

  后面我就租住在某大学家属楼里的一居室内。几十年的老房子，终日里阴测测的，墙角泛着绿色的霉斑。房间里没有空调，上海夏天四十度的高温，人就躺在凉席上，一身身地出汗，不断地热醒、睡去，感觉自己像一条腌过了头的咸鱼。

  那个房间月租一千八元，用去了我三分之一的工资，当时我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工资再提高一点，我就能住上更好的房子了。

  五年多的时间，见证了闸北和静安的合并，见证了迪士尼的落成，见证了上海地铁线不断延长和扩建。

  但对于广大沪漂的实际情况是，这五年间，房东一直喊着房租太便宜了，租客却觉得贵到不行。2014年我能拿四千元在地铁沿线租一个很好的单间，而现在四千元只能在地铁线末端租一间“老破小”，这还是和房东讨价还价得来的“最低价”。

  2016年为了省房租，我也有过“极端”的办法——在金山租了一套租金1200元/月的一室一厅，这大概是我在上海住过条件最好的房子了。

  合同的户型图上，原本狭小的起居室终于变出了客厅，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上海拥有的，能躺沙发上晒太阳的时光，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天六点半就要起床，搭二十分钟的公交到金山卫，接着坐半小时火车直达上海南，再坐半小时的地铁到公司楼下，每次上班通勤的路程对我来说就像在打仗。

  由于公司加班是常态，我必须得赶上最晚回金山卫的九点半的火车，这辆末班车不是直达车，十点半才能到金山，十一点多才能到家。因此，我在金山的“豪宅”生活只坚持了半年，最后还是选择租在了外环的地铁沿线附近。

  在上海，优质的资源前是高耸的门槛，精英的圈子周围是坚固的壁垒，那些我渴望的东西看得到却不一定能得到，中间隔着由房价、户口、背景组成的玻璃幕墙。

  我累了，所以我想回江西老家歇一歇。

  02.  

  可是，想象中的回归并不顺利。

  原本和父母商量好的计划是先把家里空闲的老房子卖了，春节去交个新房的首付，如果在老家找到了中意的工作就直接回来，如果暂时没找到，今年爸妈就先帮忙装修收拾一下新房子，明年再回来。

  一方面，由于疫情原因，置换房子的计划被迫延后。另一方面，我从2019年10月开始浏览老家的求职网站，预期的薪资水平一再调整，却还是不能找到理想的职位，对于一个履历丰富的求职者，从毫无技术含量的基层做起无疑是残酷甚至是羞辱的，当我主动点进老家一家网络公司的招聘聊天框时，HR的第一句话是：“你会修电脑吗？”。

  因疫情“被迫”延长的假期里，我突然意识到，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距好像已经不只是城市本身了。

  就社区管理而言，在上海我虽然租住的是老公房，但社区对人员出入管理都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住户凭出入证测完体温后可以通行，非陌生人不得入内。

  在老家，即使我们住在高铁站附近的新小区，物业工作者对出入人员管理还是很松懈，外地的车辆不需要登记就能进小区停车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离武汉那么远，怕啥？”。

  就生活便利而言，在疫情爆发时期，出行都变得困难，在上海仍然可以通过每日优鲜、叮咚买菜、京东到家等app线上买菜和生活必需品，连防疫中最重要的物资口罩也能在居委会买到，且2月1日上海就已开通了线上预约购买通道。

  而在老家，打开线上买菜的app只能显示该地区暂不支持服务，我和父母只能把戴过的口罩晒一晒又继续戴着出门，药店的口罩早就卖光了，老家线上预约购买口罩的通道在二月底才开通，还是得摇号那种。

  就医疗配套而言，上海不用多说了。但老家，市区里仅两家三甲医院，还派出了二十多位医生支援湖北疫情，朋友的妈妈得了肺结核，当时因为药物副作用被查出急性肾衰竭，兜兜转转了好几天托了好多关系才住进医院做透析。

  不仅如此，起初只在一线城市出现的“城市病”，如今也已经迅速复制到了老家的小城市。以房价举例，之前在老家看中的一套品牌房企的新房源，单价并不便宜，要8200元/m²，而老家的平均月工资水平还不到3000元。

  03.  

  回上海隔离的14天里，我又开始重新考虑“逃离北上广”的意义。

  在当今阶层逐渐板结、固化的社会，向上流动往往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可能需要至少两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努力与积累。我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在老家一无资源，二无人脉，若在老家生活，也并没有比独自一人在一线大城市打拼更轻松。

  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武汉正式封城之前有30万人逃离，其中一部分逃离到湖北省内其他城市，剩下的大部分都往大城市，尤其是往北上广深跑，因为城市越发达，医疗资源越好，大家用脚投票把性命交给这些城市。

  其实不管是医疗资源，还是大城市的教育质量、就业机会等各方面，一线城市都是远胜于小城市。放长远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哪怕就是对抗病毒的药物研制，也都会在大城市的医疗机构研发出来。

  一线城市总是有它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不想走了。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的时候，我看得出父亲很有压力，但是没直接跟我表露，只是跟我说：“如果真的打算留下来，就好好干吧。”但是我知道，房子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在隔离期间，我也在中介网站上浏览上海市区闸北、普陀、杨浦还有浦东沿江地段的许多社区极为成熟但房龄较老的老公房，房子破是有点破，但是价格还在接受范围内，单价一般5-6万元/平方米，偏僻一点的话4万多也有可能，面积很小，大多只有40-60平方米，如果按5万/平方米计算，60平方的房子总价大概在300万，这就可以在上海相对成熟的社区里买到一套可以容纳三口之家生活的房子了。而且我已满五年社保，按照首付35%算下来一套房子只需要90万元左右的首付。

  老家140平米的房子，按照市场价可以卖75万元，父母如果知道我想买房一定义无反顾地把老家的房子卖的钱全给我，但我实在不忍心掏空父母的所有积蓄，尤其是父母年近半百。

  目前我自己有30万元存款，股票套现后应该还有20万元，现在的计划是先涨薪跳槽到别的公司，疫情后再去实地看看这些所谓的“老破小”的真实情况，如果真的决定留下来成家立业，那我应该会向父母和朋友借些钱当首付。

  虽然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去改变自己，甚至改变自己下一代的起点。

  动态黑色音符

  人们为什么愿意留在一座城市，无非是因为事业和爱情（或家庭），以及那期许中的理想生活。

  而今，我在这个拥有蓝天白云、明媚阳光的地方，努力创造着新生活，同时也面对和处理新的挑战和烦恼，不断的成长并发现新的可能。

  毕竟人生是一场体验，不过几十年，长度有限，但我们可以丰富其厚度，与其在一个轨道上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如多给自己一些选择，适时换种活法，那我就再拼一拼吧。

  来源：丁祖昱评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