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报道,南方日报报道正在召开的深圳两会的,标题是:《干世界一流事业博士竟蜗居城中村——企业代表“抢唛”呼吁深圳重视中高级人才》。

  这篇文章不长,我就全文转载了: 

  南方日报讯 (记者/张东方)“我们一群留学归国的博士,干着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事业,却长年蜗居在城中村。”15日,在市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龙华、坪山、光明、大鹏代表团联团会议上,市人大代表、杰普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健“抢唛”后发出别让高房价逼走创业型人才的呼声。

  10年前,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健和四名光学博士一起回国创业。创业10年,该公司的光学博士增至15名,公司的智能光纤激光器做到了全球第一。“我们一次次打败日本、德国等国的竞争对手,把世界上最有名的IPG、SPI都甩在了身后。”刘健话锋一转,“然而,我们的博士团队干着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事业,却都住在龙华的城中村,直到前年,我们的博士团队才申请到政府的安居房(人才公寓)。”

  刘健特别讲到他们团队中的一位赵博士。“赵博士原来在中科院光电所工作,是我们公司非常核心的一员,但是在深圳,高层次人才政策他靠不上,又不能享受中初级人才政策,连博士引进津贴(3万元住房津贴)都拿不到,挺寒心的。”刘健说,赵博士长年住在城中村,扎扎实实跟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干了10年,现在终于申请到一套60多平方米的安居房。“赵博士的太太是某国有银行珠海数据中心的研究员,多次劝他回珠海发展(他们家在珠海买了大房子),别蜗居在深圳。”

  杰普特公司的博士团队之所以能够长期留在深圳,是因为有追求、有信仰。“但老讲信仰是不够的。”刘健希望市政府在进一步稳控房价的同时,关注到他们这类群体,适当调整现有的人才安居政策,重点细化中高级人才条例,别让高房价逼走一批创新创业的实干家。他提到,人才政策不能过于偏向院士级别、诺奖级别、千人计划、孔雀计划等高层次人才,类似他们这样的中高级人才也应受到重视,得到保护。

  这样的内容传到网上,自然又引爆了群众对于高房价强烈不满的情绪。比如网易房产的标题是:《别让深圳高房价逼走人才,海归博士竟蜗居城中村》。

  类似高房价逼走才的报道,也并不鲜见,10年来这样的报道不说有一千也有八百。经年累月,人们也都似乎认同这样的观念了。

  但本质上,我虽然完全理解这位企业家的心情,却完全不认同他发言背后所传达的观念。这些观念,已经误导了我们多年,却依然在继续。

 海龟博士不应该住城中村,是结果平等的思维

  刘健的发言第一个意思是:我们是一群干着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事业的精英,不应该长年住在城中村里。海龟精英和破烂的城中村,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营造出人力资本在深圳完全没有得到尊重的残酷意象,进而击中你我内心深处那根最脆弱的神经:踏马的,都是高房价逼的!太不合理了!

  但这是错误的。

  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过,也没有任何定律检验过,海归博士应该住哪里。这个问题脱离了刘健所在的杰普特公司来讨论,毫无意义。而且,扩而大之去讨论,实质上是把人们的思考方向导向结果平等。结果平等这个词,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喜欢使用的观念,以前老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指的就是这个。但真正值得我们讨论的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

  我们不知道这家公司的详细情况,网上查到的信息也有限,我们不清楚刘健给他的海归博士开多少年薪。所以,我们只能谈一些大概的情况。

  杰普特这家公司是在2006年4月成立,有10年了,是由留学归国博士创办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知名的光纤激光器生产制造商。这家公司2014、2015、2016年1-4月营业收入分别为1.78亿元、2.55亿元、7361.7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82.11万元、2487.89万元、492.29万元。

  在2015年5月,一家名叫硕贝德的公司打算溢价8.8倍收购杰普特,当时估值是5个多亿,但后来终止了。当时根据业绩承诺,杰普特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600万元、5100万元和6300万元。2016年12月23日,杰普特挂牌新三板。

  我们都深知一家创业公司在初期会非常艰辛,甚至历经多年努力最终失败也未可知。但我们没有办法就此得出结论:造成杰普特的海龟博士住在龙华城中村一住10年,就是因为高房价。在10年前的2006年,深圳的均价是9300块,龙华的价格是6000块,一直到2008年底,金地梅陇镇还是跌到了6000块。50万买一套房子是可以的,首付最低是10万块。我想这个虽然不轻松,但也不至于非常困难吧。

  这10年来,深圳有没有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促进每个人公平的竞争呢?有没有说,杰普特这家公司在深圳10年,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呢?在房地产,有没有人说过,只有别人可以买房子就只有杰普特的海龟博士不能买呢?杰普特的海归博士都住城中村,是公司的原因多一些,还是深圳高房价的问题多一些呢?至少,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我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完全就是深圳高房价导致的。

  如果你说就因为他是海龟博士,便不应该住城中村,那杜甫当年也不应该住茅草屋,中科院的院士都应该去住别墅。

  我们不能把任何一个人买不起房子都归因为房价太高了,经济学里有句话,人有选择不吃饭的权力。除非你实在没有能力,那必须要得到照顾。否则,市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你没有抓住,实在是不可以怪外界的。

  高级人才、中高级人才应该保障吗?

  刘健发言的第二个意思是:希望深圳优化现有的人才住房政策,不要过于偏向高层次人才,也要保护中高级人才。

  这让我感到后背一阵的凉意。这正是深圳这几年力推高层次人才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正是我一直以来明确反对深圳人才公寓的理由所在。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做住房保障,从高往低保的。

  我刚才说了,相比结果平等,我们更应该注重机会平等。但就是机会平等,也只是一种相较而言不太坏的观念。虽然书上说人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人生下来就自带不平等,有的人生下来就患有眼疾,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贾宝玉——在篮球赛上,霍金和科比是机会平等的吗?他们得到的机会,完全的不平等。所以,当人们长大了进入市场,在竞争中就会有人败下阵来。这个时候,为避免丛林法则,我们就要对那些跟不上队的人进行保障。

  但对于那些头脑身体健全的人群来说,社会要努力确保的,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的营造,让每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通过竞争获得报酬,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无法通过竞争获得报酬,那也许说明制度出了问题,需要改革的是制度。而不是破坏竞争,把人都给保障起来。

  高层次的人才,显然首先不应该得到保障。

  而现在,深圳花数百亿巨资成立人才安居集团,为引进高层次人才给钱给房子给工作,以此来作为高房价下的人才引进战略。却假装看不到,这样的做法,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的基本法则。而它的负面效果便是,当你连高层次的人才都保障了,那中高层次的你保障不保障?如果中高层次的你也保障了,那些每天干到凌晨2点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你保障不保障?……

  由谁来决定谁应该保障谁不应该保障?官员来主导的分配是否比市场更加公平,更有效率?

  如果全面保障,那与房改之前何异?

  这既不合理,也不会成功。

  人才公寓走到最后,不但不会让房价下跌,只会让普通人越来越住不起房子。因为,它保护了不应该受到保护的一群人,并且受益者注定只是一小撮,但却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最需要房子的人更不容易得到房子。

  首先,深圳现在针对高层次人才建设了越来越多的人才公寓,同时,又对他们以及家属拿到房补再次进入商品房市场去买房不做限制。这样事实上等于,政府在用公共财政帮助一部分人买房子,而她帮助的那一部分人恰恰又是市场上首先不需要帮助的人。而政府的公共财政,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买房的人提供的。说刻薄一点,相当于是:没房子的人也在帮有房子的人继续买房子。

  其次,政府花大量财力去搞人才公寓的大量建设,必然意味着花在其它方面的资金减少。比如花更多的资金把郊区建设起来,铺设更多的轨道交通,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让人口更多的分散到东部,乃至东莞惠州。资源更多的向中高端人才倾斜,必然会令中低端人才得到的资源更少,最终导致中低端的年轻人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第三,这样的政策,的确会让一部分人得益,但这样的得益,是通过权力进行的分配,而不是市场。而且,这样的得益,是这座城市2000万人中最小撮的那部分人。按照权力进行的分配,从来都是有话语权的人,比如那些本身身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或者是那些纳税大户、世界500强企业,他们更有能力影响政策,他们更有资源首先得到这些住房,而不是普通人。

  可惜,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的企业家,在两会上不去动议政府改革现行的房屋弊病,而去要求政府给予(自己企业)更多的保障,这是我所不赞成的。这让我想起了董明珠:“我们不需要政府的补贴政策,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回到话题的最初,我从来不是一个高房价的捍卫者,我也从来不赞同贫富的过于悬殊。只是大量的事实说明,过高的房价的产生,贫富过于悬殊结果的出现,并不总是因为市场竞争的缘故,反而更多与我们采取的不当政策有关。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包括海龟博士在内,今天深圳房价高不可攀。这种畸形高价格,主要是因为供应的长期不足造成。解决方案是需要着力于持续的、大量的、边远地区的增加供应。让人们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得。这样的路虽然会很漫长,也会很残酷,但相比起政府亲自撸袖子参与市场的分配,是更加公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