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到北京,“租售同权”吸引了不少讨论。

  今年7月17日,广州市政府发布《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强调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随后,北京有关部门在表示共有产权住房属于产权类住房之后,又力推“购租并举”,在《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表示,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将享受所在区义务教育。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刷屏,引发了诸多讨论。租房客的春天真的到了吗?这对房地产市场和不愿意买(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又影响几何?

  实际上,除了备受关注的北京与广州,租售同权试点城市还有武汉、佛山、郑州等地,试点有10余家。如此大规模的试点,其实源自2016年的中央政策变化,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即已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

  然而,靠租赁解决入学难问题,恐怕仍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好的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现在深圳等地的入学积分政策,甚至细化到持有房产证的具体年份,即使有房有户籍的人家在竞争中都面临不少难题,那么,有住房无户籍或者有户籍无住房的人家,在好学校的排位方面也面临劣势,至于无户籍无住房无居住证的人,境况可想而知。

  目前,租售同权只是笼统方向,细则仍需要当地落实。如何解决入学积分之间的冲突,其实需要当地教委等部门协调,从这个意义而言,租售同权在目前只走出了一小步。

  细究之下,作为代表的北京和广州模式存在不少差异。北京模式是行政主导,对承租人有不少细化要求,大到承租人资质,比如年龄,小到承租时间段与租金押金交付。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保护承租人权益,但可能造成租贷房供给不足、“僧多粥少”的情况。

  对比之下,广州模式是比较接近市场化模式,但要求的入学资格是“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借读生、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备案的”,事实上和过去的文件精神没有太大变化。

  对两个模式都有不同意见。对于北京模式,抱怨比较多的可能是以市场化价格买入物业的业主,此前公租房客在享受小区公共设施方面已经引发不少抱怨,如果公租房客享受入学落户待遇,对于不少重金持有住房的业主将是一个打击。对于广州模式,目前反对声音则聚焦于房租的“非理性上涨”,也传出房主要求签约10年的新闻。

  尽管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不得不引起重视,尤其对于教育资源分配方面。当经济高速增长、所有人都得益的帕累托改进时代结束,利益的重新划分必然引发不同反应。而这些政策的最终走向,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至关重要。

  回到大家关心的房价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问题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指望一个租售同权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不太现实。目前中国房地产状况是一线停滞,二线持平,三四线上涨。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表现,既有限购政策的人为作用,也有刚需购买力消耗殆尽的因素。当前中国自有住房比例高达7成,过去房价的单边上涨使得多数家庭都将投资主要配置为房产,房产也成为中国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源之一。

  无论如何定义房屋属性,居住、出租、持有抑或投资,房子对于中国人仍旧承担了大量想象,不仅是公共福利的嫁接品,也是事实上最重要的金融资产。租售同权当前对于解决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迈出一小步,但是对于解决金融需求没有太大帮助,唯有认定房价不再继续上涨之后,放弃持有房产才是理性行为,而当前预期之下,房地产对于多数居民仍是保值增值的首选。

  回头来看,一二线城市房屋的溢价,恰恰与户籍绑定在一起。在国外租售同权之所以运行良好,是因为福利是与公民身份绑定而不是与户籍绑定;如果需要走向教育平权,放开户籍尤其是一线城市户籍,才是正确方向。

  等到中国人口进一步老化,对于人力的争夺会更剧烈,一线城市当前赶人步调其实是走了回头路,目前不少二三线城市甚至深圳,对于户籍的放开恰恰反映了人口周期变化的影响。真正的剧烈变化最终会到来,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确定作出大体正确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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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973名生活在一线城市的18~35周岁受访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

  91.1%的受访者认为,“租售同权”政策能够减轻年轻人在大城市因房子带来的压力;

  62.1%的受访青年希望不要引起学区租房价格非理性上涨;

  53.4%的人认为政策效果还要看配套的具体细则;

  50.8%的人认为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人们的购房需求;

  25.9%的人认为对抑制房价大有帮助。

  71.4%的受访者有购房打算;

  62.7%的人认为,有一套自有住房是在一座城市安定下来的必要条件;

  52.9%的人是为了孩子上学考虑买房;

  52.6%的人认为有房才有归属感。

  这代年轻人的购房焦虑上代人难以理解

  杨鑫宇

  毕业了,工作了,挣钱了,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开始考虑买房。没想到这一考虑,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场争论说来也简单,当时,我提出了一年之内买房的宏大目标,并希望家人借给我一笔首付款,帮助我和女友共同置业。我的父亲却不认同我的想法,他认为,与其先拿一大笔钱,再背一大笔债,去换一栋勉强能住的蜗居,不如把这笔钱用来投资,然后用投资的收益支付房租。我的父亲并非不舍得出钱帮我实现在北京购房的理想,而是坚定地认为,花大价钱买房,不值当。

  其实,这也怪不得我和父亲不够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在住房问题上,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确实成长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辈小时候,私人拥有房产还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那时一切都是公有的,一家人能住什么样的房子,完全取决于组织安排。个人只能好好工作,稳定升迁,期望以此换取更好的住房条件。

  后来,在住房商品化早期,绝大多数人购买的是单位的“集资房”或是“公产房”,这些房产实际上还是组织分配房的变种,其价格特别低廉,而且不是人人可得。后来,国家开始逐渐取消分房政策,购买商品房才成为大多数人的唯一选择,但我们的父辈好歹赶上了房价飙涨之前的末班车,“攒钱买房”还是一件并不太难的事情。如今,大城市的房价让白手起家购房变得异常困难——然而与父辈无关,这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面对的时代。

  上一代人几乎从未像今天这一代人一样,为自己的容身之所感到紧张与焦虑。在他们眼中,房子的属性更简单也更纯粹——那就是居住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只要勤劳肯干,踏实本分,住房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房子在他们那里也没有被附加太多社会意义。记得我父母结婚时,加上爷爷奶奶和叔叔,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房子里——而我的姥姥姥爷绝不会为此挑理。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拥有这份安逸和淡定。一边是不断高企,让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房价,另一边则是结婚、成家等社会压力给人带来的购房需求,夹在中间的年轻人当然有理由焦虑,当然有理由想方设法买房。

  父辈的观念并非“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的社会经验毕竟比我们丰富得多,对很多事看得都比我们更开。他们年轻时一个月可能只有几十元的薪水,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不止几十倍。今天他们回首青年时代的经济焦虑,恐怕只会当做笑话来看,“房产焦虑症”在他们看来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的想法虽然未必与我们此时此刻所想相吻合,但无疑是他们人生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值得我们咀嚼与思考。

  当我向父亲提出凑首付款的需求时,我想的不是“啃老”,而是想先集合家庭的力量,断绝困扰着我的“后顾之忧”,让我能更好地为家庭发展奋斗。父亲的反对意见,当然也不是因为“惜财”,而是因为他的社会经验让他天然比我们年轻人更加谨慎和稳重。因此,我们虽然发生了争论,但最终选择了互相理解,从长计议。而这番争论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收获,我想,或许每个有计划买房的年轻人,都不妨花些时间,和父母“争论”一番。

  在许多年轻人的家庭之中,两代人之间的观念矛盾或许更为剧烈。有些家庭为了首付款的问题闹得父不父子不子,也有些家庭天天争论,搞的两代人都不得安宁,还有些非独生子女家庭,因为两代人观念的不同,还波及了兄弟姐妹的感情,这些事都令人十分痛心。亲情的羁绊如此宝贵,不该因为房子的事遭到破坏。

  一方面,年轻人总是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压力更有真实感触;但另一方面,天下鲜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父母的考虑又何尝不是为了孩子的长远发展呢?如果两代人都能拿出更多时间与耐心,彼此倾听,彼此理解,得出令双方都能信服的结论不会太困难。在亲情的扶持之下,或许“购房”这样沉重的话题,也能变得轻松一些。

  在大城市租房就像徒手剥榴莲

  任冠青

  最近三四年,由于学业、工作等原因,我先后在中美4座城市搬了八九次家,生生从一个无知少女变成了租房的“老油条”。如何跟精明的犹太房东死磕合同、怎样跟爱管闲事的朝阳大妈斗智斗勇、怎么快速有效地辨别房子里是否有蟑螂……有时觉得在大城市租房就像徒手剥一颗榴莲:你必须非常小心,否则就会被它坚硬的外壳划伤。

  可是近10次的搬家,让我明白了一个更加宝贵的道理,那就是在费尽心思剥开又臭又硬的外壳之后,别忘记享受那最后的劳动成果。太多时候,我们忙着吐槽“房东黑心”“社会残酷”“房价疯涨”,却忘记享受租房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独特体验。

  虽然拖着行李箱在不同城市和社区之间辗转并不让人感到舒服,但是这些移动的过程,恰恰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每次搬到新的地方,我都会以此为根据地探索周边的事物。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东南亚小吃一条街,有泰国醉面、越南河粉,还有长得像抹布一样的埃塞俄比亚卷饼。在尝试过几次后,我更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些之前很少接触的食物,并从区分越南河粉的南北差异入手,了解到这个国家的饮食和背后的文化。

  后来回到北京,我住在之前从未来过的望京。吃着已经并不正宗的韩国豆腐汤,看着曾经火爆的乐天超市变成一片萧条的半瘫痪状态,我开始了解到韩国人在望京20多年的生活变化,也切实体会到原来国家间的关系可以如此切实地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而在后海附近租房的朋友告诉我,自己也是到那儿之后,才开始探访北京的各种小胡同,并发现了高楼大厦之外的北京是什么样子。不同的社区成为我了解世界的一个个窗口,也不断丰富着我的人生体验。

  多次租房的经历也告诉我,只有多多尝试,才有真正的选择自由。在戴维斯小镇居住之前,我一直觉得在大城市外围生活是个不错的选择: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草坪,居住环境安静、宽敞,到城市中心也并不困难。可当我真正住进戴维斯的二层小楼,看着周边的邻居晚上10点就熄灯,没有博物馆没有音乐会,镇上唯一的时装店铺是Forever 21(永远21岁)时,我立马把小镇列入了未来生活的黑名单。对于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不同的租房经历可以让自己更加明确理想的生活方式,包括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租房过程中,室友也为我拓展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方式。有时候,“室友”是种异质性的存在,让我们打破传统的社交圈,去认识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找房租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热爱写诗的学姐,也在她的介绍下才知道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这样动人的诗歌;认识了走过66号公路的摇滚少女,知道了原来还有行走3500英里的阿巴拉契亚小径这一雄伟计划;认识了同样关注国际事务的韩国同行,并从她的角度了解到了看问题的不同视角……而我的一位朋友更是在跟几位音乐学院的室友相处几个月后,毅然养成了听歌剧和古典乐的“烧钱”习惯。

  在繁忙的工作之后,室友还是彼此倾诉的对象。回家后,我常常跟室友边喝酒边吐槽鸡毛蒜皮的伤心事,或者懒懒地躺在沙发上一起看经典的《欲望都市》,边看边讨论彼此的感情观。与一人独享整个空间相比,我更喜欢这种有室友朝夕相伴的日子。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说,我们常常会心怀许多防备,遇到不可理喻的怪事,而这时候,一个好的室友真的能让我们放松下来。

  两年前,我从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在北京学习4年后,我觉得用中关村(7.820, -0.49, -5.90%)、798、讲座、博物馆、簋街、话剧等几个词概括这个城市足以。可是在几个其他城市生活后再回到北京,我忽然发现了这个城市的另一些侧面:隐藏在某个角落的屋顶酒吧,比南锣鼓巷更加文艺的小胡同,让人身临其境的浸没式戏剧……与其说租房生活告诉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倒不如说它们让我有了探索不同生活方式的方向和动力。

  高昂的房租、激烈的竞争、奔波的生活会让人有漂泊动荡之感,但是大城市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多层次,你可以最大程度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多次租房的经历正在帮我搞清,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

  没房没车,一不小心我俩玩了回裸婚

  林一凡

  两年前,我成了“已婚妇女”。没车,没房。老公博士在读,我月薪平均下来大概5000元。

  怎么让这个故事显得更悲催一点呢?加个地点限制——在北京。但当时我还挺乐呵:毕竟是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直到后来,听到各种版本“房子与婚事”的“爱恨情仇”,又了解到相亲角那残酷又直接的“鄙视链”,才恍然发觉,原来我们俩不小心前卫了一把,玩了回“裸婚”。

  天地良心,真不是我们故意要“前卫”的。结婚于我们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而买房对我们来说,是高攀不起的奢望。这两件事,本身就各自独立,毫无联系。

  我和周博士的情谊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997年,小学一年级。他说,那时我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教室门口,像个小天使。如果从初中三年级用一种迂回方式互相表白算起,结婚时我们已经在一起11年了。

  朋友们,11年啊! 不结婚是要怎样?

  根据某种神秘的规矩,好像应该买了房再结婚。婚前买房也是一出大戏,经常能弄得两家人鸡飞狗跳。但在我们这里,真心不存在这个问题。原因非常简单粗暴,两个字——“没钱”。

  我和周博士是青梅竹马,这也意味着我们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出身于湖北某四线小城,父母都属于工薪阶层。2015年,那座城市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455元,房屋均价为4552元/平方米。就算双方父母为我俩卖掉老家的房子,也凑不出北京一套“老破小”的首付。而且,就算凑够了首付,我那点工资,也还不起贷款。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太悲壮,我接受不了。

  买房遥不可及,属于“妄念”。但结婚又确实是我俩关系的终点。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等到能买房了再结婚。

  那到什么时候去了?!双方家庭一致觉得,这种等待很不靠谱。而且,老爸老妈想早点见到家庭的下一代,也乐见自己的孩子在北京飘来荡去时有人照顾。所以,就让关系被法律保护起来吧, 没房无所谓,先有个“家”也好呀!

  于是,2015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结了婚。

  先办的婚礼。一向桀骜不驯的周博士,回忆我俩从初中一路走来的故事时,竟然哽咽了。这成了他的心头刺,至今不愿意回看婚礼当天的视频,觉得尴尬到爆炸。领证就非常随意了。我随便挑了个日子,两人在民政局附近随便找了家照相馆,拍了张很随便的证件照。结婚证到手后,我们很随便地庆祝了一下——在附近吃了顿抄手。

  就这样,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有了自己的“家”。

  “家”是一个可以不附着于任何实体之上的概念,从探亲假制度就可见一斑。结婚之前,我的“家”在湖北,我每年能有15天探亲假;结婚之后,我的“家”就在北京,我的探亲假“灰飞烟灭”。

  “家”也激发了周博士的责任感。

  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人生哲学是“脚踩一块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不在乎没房,也不在乎什么时候能有房。总体而言,我对物质的欲望还算寡淡。我一向觉得,“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但周博士依然常常感慨“压力大”。毕竟,他成了有“家”的男人。虽然他的老婆“清纯不做作”,他也不能高喊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周博士有点大男子主义,将挣钱养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心里暗暗制订了买房的时间表,希望能在尽量少依赖父母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地点不一定是北京,他一直想去杭州,只是我犹豫不决,他走不了。

  好在北京房子的租售比低,我们可以租上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刚结婚时,我们租了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厨房厕所都挺袖珍。周博士毕业后,决定告别这种逼仄的生活,痛下决心租了个100平方米的两居室。看到“新家”时,我内心飘过各种弹幕——“哇塞,这也太爽了吧!”“我竟然能在北京住上超过100平方米的大房子啊!”简直有一种走上人生巅峰、实现财务自由的错觉。

  我们只是一对生活在帝都的普通夫妻。不丧也不颓,不觉得有家没房有多么惨兮兮,也不觉得它有多么值得称道。这不过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既然买不起房,就好好享受没有房贷压力的生活呗!

  结婚已快两年,我们还是没房,近期也没打算买。我不想生活质量断崖式下跌,那就先等等。我的心愿是,房价能跌一跌,工资能涨一涨,周博士稍微不要那么紧绷——就算一年后你升不了职加不了薪,我也不会鄙视你的。

  在马来西亚房子只意味着家

  麦如茵

  在北京,买房对年轻一代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三环以内的房屋几乎是天价,外国人当然也察觉得到。留学北京的4年里,我常和家人开玩笑,我们这套屋子的价格,在北京连卫生间都买不上。我甚至不敢去看北京一套房子的价格到底需要几位数,总之很贵,贵到不可思议。

  我来自马来西亚最南端的新山,一个与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的城市。当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都到了工作、买车、买房的年龄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买房对新一代白手起家的马来西亚人来说,不比以前简单,但也不像北京、香港等城市那样遥不可及,让年轻人喘不过气。

  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辉煌,如今的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企业提供的薪水很难让人满意。年轻人倘若不外出发展,就得接受一般般的工资。很多年轻人在缴交房租、车贷、消费税、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更别说轻松承担房价了。买房的确就像一场马拉松,需要长时间积累,有些人甚至要等到退休以后,领取公积金才供得起城市的一套房,要不然就得向政府申请廉价屋。但值得庆幸的是,买房在马来西亚仅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永无止境的长跑。对比寸土寸金的中国一线城市,只要马来西亚人愿意努力伸手,房子依然可及。

  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很多新山人不惜奔波劳碌,清晨出发至对岸新加坡打工,为的是3倍汇率下的薪水,当然也为了成家。房子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就意味着家,在我们的文化中,家是永远的避风港,没有什么词比马来语“balik kampung”(回家)更能唤起我们心中的共鸣。每到节假日,马来西亚的高速公路总被回家的车子挤满,马来西亚人对家的向往不是随便租个房间就能取代的,而且在老一辈的观念里,独立的平房才像个家,城市里的鸽子笼不是家。

  在留学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人对家也有强烈的信念。但是在房地产市场中,这种信念却有些变质了。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确实都热衷买房,但是,同样的目的背后却有不一样的出发点。房子很多时候成了一些中国人攀比、投资的筹码,“三环内没房的不嫁”“你们国家房子一平方米多少钱?”“房子不在城市显得丢脸”,这些都是我在北京生活时听过的说法,也让我十分不理解。马来西亚人固然希望有一套房成家立业,但是哪怕男朋友没房,只要是Mr. Right,就值得一嫁。乡村里的小屋也值得主人骄傲,过度生产、开发以及填海后所建设的投资性房屋在马来西亚并不受欢迎。

  归根结底,房子是用来住的。尽管房屋的投资性越来越强,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但新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应该调整心态,避免房子成为歧视、攀比、打压贫穷的源头,这是我作为一名外来的旁观者想给中国朋友们的建议。

  (作者系马来西亚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