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乐居财经 严明会

冬季湿冷的阴云，笼罩在广州恒大中心的上空。它的四周，围着一米多高的蓝色铁栏杆，只留着一个入口，几位安保人员身着制服，在此执勤，旁边架着的广播循环播放：“进入大厦，请出示工牌”。

两周前，广东省政府工作组正式进驻广州恒大中心，为摸清情况，要求恒大暂停旗下所有资产的处置事项。现阶段，恒大日常运营工作由集团副总裁、汽车集团董事长肖恩负责，公司的重大问题，都要向工作组相关负责人汇报。

另一边，恒大也成立了风险化解委员会，许家印任主席。在近日例会上，他强调，绝不允许恒大任何一个人躺平。

这种正向的表态，或许能给债权人留下更多的希望。但由于牵涉的范围甚广，许老板目前仍需要面对一团团不断交织的官司“乱麻”，短时间内恐怕难以理清。

为了避免“火烧连营”，给恒大的正常营业、资金周转留下空间，此前已有规定，涉及恒大的一审民事诉讼，都移送广州中院集中管辖。

乐居财经查阅获悉，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恒大地产”）相关的司法案件，已超过2000宗，其中在暴雷的2021年，它涉及的司法案件就多达883宗。借款合同、劳动合同、商品房销售、建设工程、票据等各项纠纷都掺杂其中，案由多种。

眼下，恒大地产单日新增十余份开庭公告的情况，时常发生。截至12月31日，其所涉诉讼的开庭公告，已达1801份，有些诉讼的开庭时间表，甚至已排到了2022年4月底。

供应商的烦恼

年末，历经两次开庭，恒大地产在一宗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中，败下阵来。它仍逃脱不了承兑相关商票的还款责任。

恒大的全资子公司商丘世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世龙地产”），曾将其开发的商丘恒大名都二期二标段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中建五局施工；前者作为出票人，以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方式，向后者出具了2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这两张票据所涉金额总计为486.87万元，于2021年3月1日到期。恒大地产向中建五局出具过承诺书，承诺“在票据到期日出票人不能承兑，则由我公司按时兑付”。

但上述票据到期后，中建五局持票承兑被拒，遂提起上诉。或许是为了给自身减压，恒大地产为自己“开脱”，辩称出具的承诺书是保证担保的性质，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而非共同还款责任。

但这说辞略显苍白，终被二审否定，认定世龙地产需在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偿还本金、逾期付款利息予中建五局，恒大地产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自恒大暴雷之后，这样的诉讼并不罕见。此前合作得越密切，后续就越容易产生纠纷，它与地产上下游产业链供应商之间的爱恨情仇，不断上演。

11月，全筑股份曾宣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工程款纠纷，起诉恒大地产及其相关成员企业，涉案金额包括后者拖欠的工程价款近2.38亿元，以及相关的利息、诉讼费用。

据全筑股份自述，它与恒大诉讼案件达到333起，部分相关案件尚未开庭。案件中，已完工的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共327起，未完工的纠纷共6起，分别对应工程款2.28亿元、974.36万元。

除此之外，金螳螂也曾状告恒大，它手上与恒大相关的商业承兑汇票总额近60亿，其中有17亿已和恒大达成资产抵偿解决，还剩41亿元未能妥善解决。后来，恒大以资抵债，将常熟的悦澜湾项目，转给了金螳螂。

嘉寓股份也加入了讨债大军，近日它公布了与恒大合计为13.15亿元的商票敞口。据了解，嘉寓股份系恒大集团战略合作伙伴，为后者提供建筑门窗、幕墙产品及安装服务。

从2007年至今年三季度，嘉寓股份近15年的累计净利润也不过才8.03亿元，远远少于票据金额的总体量，可见其压力之大。但除了与恒大协商，或者提起诉讼之外，它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恒大债务危机还波及到了上游供应链，已有山水比德、世联行、三棵树、广田集团、建艺集团、瑞合股份等多家相关公司披露涉及恒大的应收账款余额，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以商票形式逾期。

另据乐居财经不完全统计，目前，与恒大地产相关的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票据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共涉及275份开庭公告。

而部分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写着“已结案”三个字，表明一些供应商在提起诉讼之后，又自行撤诉。在此背后，他们或许已与恒大达成了解决还款问题的协议。

由此可见，供应商状告恒大，也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一旦款项有了眉目，他们也不愿刺刀见红。

金融机构的“博弈”

银行、金融机构也与恒大有着万般纠葛。掀起较大波澜的，无疑是今年年中，广发银行与恒大的隔空喊话。

该事件从7月19日开始发酵，广发银行宜兴支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冻结宜兴市恒誉置业、恒大地产存款约1.3亿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

法院认为，广发银行宜兴支行以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由，向该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符合法律规定，便通过了这项申请。

为了平息市场舆论，恒大随后发布《严正声明》回击，称该笔1.32亿元的项目贷款，实际到期日为2022年3月27日。对于宜兴支行滥用诉讼前保全的行为，恒大将依法起诉。

两者当时的争议或许在于，广发银行认为贷款已触发项目去化率达到70%这一提前还款条件，主张依约提前还款；恒大方则认为项目虽然去化率达到70%，但是销售回款尚未达到70%这一比例。

不过三天后，双方便迅速握手言和，表示“双方经过充分沟通已经妥善解决，今后将不断巩固和深化业务合作关系，继续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亦敌亦友的身份转换，令人感慨不已。

在商业世界里，各方主体为了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都展开了无尽的博弈，担心债务人风险的蔓延，累及自身。

在暴雷的当下，越来越多金融机构拿起法律武器上门向恒大“讨债”，包括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徽商银行黄山天都支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宜昌分行、鄂尔多斯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春分行、中国光大银行洛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石家庄石门支行等等。

例如，11月18日，恒大地产新增开庭公告，案由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人为光大银行呼和浩特分行；12月23日，华润深国投信托也针对恒大下属公司，申请财产保全……

这类案件，虽然裁判文书透露的细节较少，但上诉人的诉求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要求债务人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以及要求对债务人的资产变现，拥有靠前的受偿顺序。

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简称“玉田农商行”），三年前借给恒大旗下公司玉田泰昌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昌地产”）5000万元，后眼见借款本金1460万元及利息被拖欠，前者提起了诉讼。

玉田农商行在诉讼请求中，就明确提到，它对泰昌地产抵押担保的冀（2018）玉田县不动产权第0001244号土地使用权，和该地块25556.47平方米在建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的财产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除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信托也被恒大这场暴雷拖累得不轻。今年下半年以来恒大出现流动性风险，致使信托产品成规模违约，未能兑付，头部信托公司此前普遍先向投资者刚兑，后续再进行资产处置。

但目前恒大的违约规模有扩大风险，且执行资产处置速度较慢，有部分信托公司已感受到兑付压力，或将对涉及恒大相关产品打破刚兑。

与此同时，杭州工商信托、北方国际信托、华润信托、光大兴陇信托、兴业国际信托起诉恒大地产集团主体以及各地子公司、项目公司的案件也都在程序当中。

不止银行和信托，在恒大金融借款纠纷案件中，还有资产管理（南京正宁资管、苏州资管）、小额贷款公司（山东省鲁信小额贷款）、地方金融服务公司（江西交投金融服务）以及四大AMC（中国华融）的身影。

两难的个体

与恒大对簿公堂的，不只是企业、机构，还有个人。这其中，有不少购房人在找恒大退房。

2017年岁末，湖南株洲的何林（化名），购买了恒大林溪郡的一套房产、两个车位，共付清全部购房款147.44万元、车位款7.2万元，约定2020年元旦之前交房。

但收房时，何林发现房子并未达到交付条件，存在漏水的缺陷，拒绝收房。此后，恒大方进行了整改，但仍未达购房者要求的状态。因此，何林向恒大提交了退房申请，但至今仍未完成退房。

等待中，他逐渐失去了耐心，便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并拿回购房款、车位款，以及获得款项的利息。

在广州，购房者颜乔（化名）因恒大的退房进度过于缓慢，也将后者告上法庭。

此前，颜乔曾在广州恒大珺睿项目中，购买了一套房产，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于去年5月与恒大就相关退房事宜达成协议，后者表示以转账方式，将共计约538.63万元的房款，划入购房者的指定账户中。

然而，恒大在退还颜乔58.63万元之后，剩下的款项却久久没有动静，因此惹上了官司。作为被告，恒大略显无奈，声称从收到退还资料，到公司审批退款流程，财务部再安排资金退款，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生存线上腾挪的恒大，原本就有很大的流动性压力，眼下这些“退房”诉讼的叠加，更让它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加以应对。

这两年，恒大在打折去货的过程中，不时喊着“无理由退房”的宣传语，如今这几个字，却成为了它挥之不去的梦魇。至今，恒大地产接到的有关商品房销售纠纷的开庭公告，多达157则。

外在纠纷不断的同时，恒大内部的人事调整，有时也会引发员工的不满，遂捅破了劳动争议的这层原本就薄若蝉翼的“窗户纸”。

去年10月，恒大曾在未与员工连彬协商的情况下，便发出人事调令，将原本已定居沈阳的他，调至内蒙古公司，岗位为质量锤队员。连彬不服从岗位调动，恒大遂降低了他的工资，并要求其待岗培训。

心中不满的连彬，向恒大邮寄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要求公司正常补发工资并支付补偿金。他的这些诉求，后续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恒大辩称连彬是主动离职，无需给予补偿金，但该意见被驳回。

类似于这种劳动争议，在地产圈内较为常见，但对于恒大来说，它就像危机洪流中的波浪，不断拍打着本来就脆弱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