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发表了一批重量级全要素生产分析的文献，关于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和增长都很有见解。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相结合分析有所深入。我仔细研读了这些文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写进了十九大文件。

  这些文章的建议各有不同，如有的主张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率。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资源投入浪费非常大，特别是国企，上下游存在政府和民营企业对其的交叉补贴。所以要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索洛模型大家很熟悉，有技术进步、余值、劳动力、资本，一般土地不会表现为一个要素，它因为可以价值表达，折到资本中。但是中国这点特别特殊，许多土地没有价值表达。索洛模型作为一个要素投入产出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增长计算模型，它有很多假定。

  第一，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第二，政府不过度干预收入分配，不会影响要素在行政支出与企业投资中的配置。也就是它的宏观税负率是合适的。

  第三，要素可以交易和自由流动。所有的要素，比如劳动力表现为工资，资本的价格表现为利率，或者债券收益率，土地表现为它的租金或者出售价。

  第四，要素可以定价和价值表达。这点非常重要，劳动力比如你来招聘，我要多少钱，工资可以价值表达的，双方谈判，撮合价格。

  第五，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存在政府干预下的需求不足。另外，它是一个一元模型，一元模型不单算农村的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看不出国民经济的结构问题。

  现有这些文献不适应性的缺陷是什么？

  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上不是一元经济，是城乡二元发展经济。

  第二，体制上是二元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行政调节特色明显。

  第三，政府过多分配了收入，导致了资源在政府支出与企业投资中的错配。第四，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并不是市场交易定价的。要素并不能完全价值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农村的许多土地没有价值，我们过去国有企业划拨规模非常大，农村可称之为土地僵尸资产、休眠资产，不能价值表达，不能交易。城市里国有企业的土地或者隐匿资本，它参与产出的作用，但是它价值表达不了，没核算在投资部分里。所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简直可以说成了非常不反映真实经济的一件事情。要素是不能自由流动和交易，比如土地，比如劳动力，劳动力受到户籍的约束。本来我到城市里有固定的工作，但是我现在青年出来，老年回去农村；比如资本不能自由流入农村。

  这些课题为什么非常重要？2012年以后余值水平下降很快，有的算法都变成负的了。这几年技术进步停止了？数字经济停止了？不可能。实际上劳动力没变，资本没变，产能利用率不足，但是要素的利用率大幅度降低，原来80%，现在70%多，余值就变成负的了。TFP在索洛的模型里就是猜想是什么，大部分文献都没有猜到它是因为产能过剩导致要素利用率不足，导致的负余值把技术进步抵消了。这一点是我们这么多经济生产率文献分析可能最大的一个瑕疵。

  那么怎么分析？中国经济用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分析一定要进行思路调整，就是用假设条件还原法来讨论，参照系用东亚经典模式和国家及市场经济条件为。我们和东亚经典模式三个不一样。第一，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的计划生育，东亚也搞了计划生育，但是没那么长时间，力度没那么大。第二，户籍制度和不公平的公共服务，以及迁移人口的居住成本太高。导致人口和劳动力不能顺利流动。第三，土地不能通过交易退出。日本、韩国、台湾省，它的耕地也进行了管制，但是它最后逐步放开了，但是对私人的宅基地交易是不管制。这是和东亚的参照系不一样的最明确的三点。

  同样的发展水平，我们2016年的人均GDP是12500国际元，东亚经典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他们发展到人均GDP12500国际元的时候都达到72%。刚才贾康教授也提到，我们户籍城镇化4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很多农村人口年轻时出来，老了又回农村去了，打了一圈工又回去了，没有市民化。所以，平均起来城镇化滞后了将近22个百分点。

  目前7.76亿就业劳动力中，按照现在国家统计局的农业劳动力27%点几还在做第一产业，日本和韩国、台湾省为4%左右，日本3.9，台湾省和韩国4.5。总劳动力中2.1亿人从事农业，农民工2.86亿，稳定就业的劳动力只有2.8亿。很多人说中国如何厉害，看结构，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国家，还很落后。

  假设条件还原，第一宏观税负水平同样发展阶段的一样。第二个假定，没有户籍管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对新进人口都提供了居住帮助，比如韩国、台湾省都提供了帮助；土地能够交易，入股和出租而顺利退出农村和农业。土地要素可以市场交易，能够价值表达。第四，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资金和土地等要素提供方面一视同仁。

  这些假设条件你还原以后，我们可以反事实计算。

  第一，政府与企业之间收入错分、资本所用的损失。宏观税负我们看到许多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18%-25%为宜，考虑中国进入了上中等国家，提高点，放宽是28%-30%之间，多了7-5个百分点。按照2017年的GDP总值，财政多收了41000到58000亿。现在85%的是企业交的税费。2017年资本要素产出率只有15%，假如改善，资本生产率会25%，影响GDP的增长速度在1.1%-1.4个百分点。但是它的税负的重要性在于企业能不能存活。虽然这个对GDP影响不大，1.1到1.4个百分点，但主要是企业能不能受得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需求特别旺，经济增长速度特别快的时候，税收可以向外转嫁，但是需求和增速下来的时候无法转嫁。

  第二，劳动力错配造成的损失。我们在农业中错配了12%的劳动力，乘上可支配收入城市差，大概是44455亿袁，占当年GDP的5.37%。也就是劳动力错配对GDP的影响大。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你把农村里一年挣一万元钱的农民转移到城里，他一个月挣了三千，多挣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因为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没变。

  第三，土地要素不交易产生的隐匿资本、漏算GDP和资本溢值，损失的损失来自于土地。土地稀缺性、地理位置、设施和环境等外部性，价值有逐年升值性。农村耕地十万亿，农村乡所在地，镇所在地建设用地和村庄大概85万亿，县城和城市建设划拨用地不能价值表达的，我们算的总价值一共121万亿元左右。土地不能交易，其溢值、交易的GDP就被漏算。

  我举个例子，我在集体土地上建了一个住宅，同样的建材，同样的标准我花了70万，而同样的建筑面积，同样的地块面积，但是我在城里买了同样的住宅可能一千万元。那就是城里的土地可以极端交易，极端的价值表达，货币都往那儿去。农村的土地是僵尸资产，货币进不去。

  仅仅2%的交易率被限制就损失GDP的2.93%。只要把农村土地改革放开，GDP增长速度没问题。人口迁移受阻，土地不能交易，结果是农村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的错配。我们两亿劳动力在做农业，劳均耕地9.64亩，刨掉农场等更低。日本227万人，七千万亩地，劳均30亩地。韩国劳均21亩地，台湾省劳均22亩地，美国一个劳动力种1070亩。你的户籍制度不让出来，土地不让交易，农业劳动生产率多低。日本、韩国、台湾省的文献，最后对农村的补贴实在政府承受不了了，最后就把耕地管制放开了。

  第四，资本和土地国有和民营间的错配。我们计算了一下，资本错配产出这块大概损失为5万亿，占当年GDP的6%，土地这块隐匿的资本，过去划拨的土地资本是56000亿，在现在的国有企业，这块每年按照每亩价格5%盈利率计算，为2017年当年损失的GDP0.34%。

  政府干预下的居民收入分配减少。比如2017年计划生育干预的，最后导致收缩的居民收入大概6万多亿元，干预人口迁移导致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这块的损失大概将近8万亿。干预土地财产性收入，2017年大概是52000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台湾省基本上40%归农民，40%2017年农民减少了两万亿就占GDP的2.42%。2017年居民收入占GDP的只有43.6%，比世界上许多国家要低15-25个百分点。政府这几大块的干预都是对人的干预，都是对居民收入的干预。

  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前面用收入法核算GDP，这边用支出法核算，我们2017年损失的全部居民收入16万亿元，居民收入消费率2017年70%，但是农民居民消费率82%，收缩的居民消费需求是11万亿，应该有而没有的，这说明什么？刚才我说了，假定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有可能。但是政府对人口迁移进行了干预，对劳动力流动进行了干预，对土地配置进行了干预，居民的收入进行干预以后，就不会有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条件了。我们又算工业产能过剩为83000亿元，这就对上了。如果你政府要不干预这些，需求还大于供给，产能就不会过剩了。2017年居民的消费率只占GDP30.79%，几乎全世界是最低的。

  2017年城镇户籍居民5.7亿人，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最后计算大概4万元，消费率60%。越是收入高消费率越低。城镇非户籍居民2.4亿，人均可支配收入大概收入2.5万元左右，他们的消费率是70%，比户籍居民要高10%。最多的57000亿农村人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00多元，他们的消费率最高81.6%。但是越收入水平低的人消费欲望越高，但钱越少。因此，5.7亿的农村居民主要不是消费服务，工业品还没满足，消费还没达级，别谈什么“降级”。这么多人消费工业化都没满足。我特别赞成刚才贾康说的，工业化还长着呢，6亿人工业品需要都没满足。

  损失的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是116017万元，过剩产能83635万元。也就是你要从前面纠正对居民收入机会的干预的话完全可以解决，但是老去产能不解决居民收入和需求方面的问题，生产过剩无法根本解决。所以，由于政府干预造成了供给实际上不能自动创造需求，产能过剩，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数量并没有变化产出减少。所以，最后导致了余值损失即TFP损失，这不主要是技术进步的问题。

  技术进步问题造成了生产率下降，我觉得实在是很大很大的瑕疵，而且我认为误导了中央的判断。

  关于还原分析的看法和建议，一定要认清中国经济学分析的国情。一是，二元结构。二是，二元体制。一定要搞清楚，简单套用。内生的经济增长创新是一元体制，要素价值不能表达这样的基本问题早就解决了。我们连要素价值不能表达都没解决还谈罗莫得观点，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

  解决经济学界分析方法和实践对策结合的困境。现在谈改革只是定性，不能定量，很多人说什么什么要改，那到底能带来多少经济增长速度？用方法分析经济的人又不涉及体制，在那里面你看不到他要改革体制。所以，我觉得假设条件还原法是舍了主要问题。反事实分析法还是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但是考虑中国的实践，能把数量分析与定性改革的分析结合起来。其实假设条件大部分是体制问题，体制还原以后你就知道问题在哪儿，效率和增长的潜力在哪。

  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简单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认为就是技术进步不快，因为那块就是技术进步余值。但是我们假设条件还原的话，2012年以来能源的消耗下降很快，技术进步也发力，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在发展，不存在什么技术进步落后导致的TFP下降问题。产能过剩，要素利用率不足导致的TFP损失把技术进步侵蚀和掩盖了。最主要的成因是政府干预居民收入，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所以，对质量、效率、去产能和速度的关系要科学分析，如果不追求速度不能提高质量，假设条件还原法不提高中低居民的收入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法改善。仅仅去产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政策建议，未来增长的潜能主要来自于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效率，这是一种误导。而且技术进步是由市场自动解决的，政府你说明天能把芯片弄出来？有极大的不确定。政府亲自上阵的作用不大。所以，发力点应该放在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上，促进要素双向流动，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最大的两个来源的改革。

  所以，我们这个分析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的数量研究，改善效率的数量研究与假设条件和现有体制结合起来，我认为可能靠谱。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