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过整整40年。40年间，中国的房地产业也从“野蛮生长”逐步走向成熟。40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而言，却是影响深远的40年。乐居财经与新浪财经联袂推出的“致敬改革开放•地产40人——影响中国地产时代进程”大型策划，希望通过访谈当年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与他们一起重温历史，共同回顾中国房地产走过的光辉之路。本期【致敬改革开放•地产40人】提名人物是中国房改推动者顾云昌。

  出品人/贺寅宇  策划/陈海保  统筹/采写/潘宇凌  编辑/曹冉京  摄像/刘晨曦 刘西常

  当天津、西安、成都、南昌一个个二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引爆抢人大战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新一轮加速阶段，二线城市房地产也开始升温甚至“沸腾”，地方政府的楼市调控又面临新的挑战……然而在20年之前，这一切都无法想象。没有调控，没有限价，没有抢人，甚至房子是否可以自己买都成为问题，房地产市场尚未成型。

  在今天绝大部分人的记忆里，房地产的历史应该是从1998年房改开始的：取消福利分房、公房低价出售、政府和单位适当补贴鼓励职工市场上买房、住宅可以按揭……那么，1998年的房改到底是如何发生的？1998年之前，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中国房地产有没有市场化的探索，经历了怎样曲折的道路？

  顾云昌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早在1979年改革开发初期，顾云昌就进入建设部参加工作。据他介绍，当时中国的住房制度实际上是低房租的分配制度。国家无偿分配住房，收取低房租，但收取的房租还抵不上维修和管理费。也就是说国家房子盖得越多，国家的补贴越多。据统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7平米左右，还低于解放初期全国城市人均9平米的水平。住房短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房荒是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大难题。如何提高住宅供应呢？国家最早提出发挥四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四个积极性，其中单位积极性发挥的最好。但是效益好的单位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就好，效益不好的单位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就差。住房总量不足，骨肉不均严重。

  实际上，80年代初，对于住房的属性还存在着许多思想上的束缚。比如，房子到底是商品还是福利品，房子能否可以买卖和租赁？这些现在看来早无需讨论的话题，却是当年讨论争议不休的问题。1998年之前的20年，正是人们对房地产打破思想束缚到建立理论基础，从达成改革共识到探索实践经验的20年。在这20年里，顾云昌和他的建设部的同事们组织各种研讨会、论证会，到全国各地调研、参与和指导地方政府进行住房改革实践，逐步统一各级领导和各地群体的认识，为房地产商品化和市场化打下了一个启蒙的基础。

  顾云昌告诉我，住房制度改革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早在1980年4月，小平同志就指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屋可以出售，老房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小平同志为我们解放思想，指明改革的方向。在执行层面最大困难是如何调动个人买房的积极性。这期间有很多探索和实践，比如：提租补贴模式、住房公积金模式、旧公房出售模式等等。但没有形成系统的成功的经验。

  “到了1996年和97年，有一句话我至今印象很深刻，那就是朱镕基副总理提出来的，住宅建设能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顾云昌告诉我，正是朱总理要把住房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而实现这两点必须进行住房制度改革。于是丰富地方房改实践经验的俞正声被从青岛市委书记调任建设部当部长，由他担任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并组织了百余人的研讨大会，和四五十人的工作班子，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一直研究中国住房改革的顾云昌有幸成为房改办的主要成员和主要的执笔者之一。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1998年的6月15日召开全国房改工作会议，之后紧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也就是下发了国务院的23号文件，住房制度改革就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国家规定2000年开始不允许单位再分配住房，个人要到市场去买房。房地产商品化市场化就此在全国城镇启动。

  此后，顾云昌长期担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和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站在国家和行业协会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行鼓与呼！2010年他提出过房地产市场有一个特别刚性需求，就是“丈母娘”需求，也因此引发许多媒体的争议。但更重要的是从1998年房改开始，更准确的说是从80年代率先研究房地产业发展理论开始，他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品化市场化的坚定支持者和认真的研究者。他说，“房地产就是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40年前他参与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最早的孕育和摸索阶段；20年前他参与了房改政策的出台到执行；最近20年来，他始终关注呵护着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如果要选一位40年来中国房地产商品化市场化之路最贴近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他无疑是最佳人选。

  如今他是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主席，在着重研究楼宇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他依然活跃在行业中，对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建言献策。

  以下是乐居财经和顾云昌的访谈实录

  【顾云昌谈40年】实践证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产业

  “房地产本身要在整个的房地国民经济增长当中占10%左右，如果加上相关的行业，要占到四分之一甚至30%。”

  乐居财经：作为40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怎么评价40年来的中国房地产发展？

  顾云昌：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是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变。我记得1978年的时候，全国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方米，实际上折合人均的建筑面积是7平方米左右，而现在是37平方米，整整增加了30平方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上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的水平。

  第二就是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和房地产是分不开的。因为房地产不仅盖了许多住宅，而且盖了许多商业用房、写字楼等其他一些楼宇。面貌的改变是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这是无可非议的。

  第三个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的持续的高速发展，现在是中高速发展。我们现在意识到，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还不是一般的支柱产业，因为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对楼宇经济的需求，必然会导致这个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践证明房地产是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本身要在整个的房地国民经济增长当中占10%左右，如果加上相关的行业，要占到四分之一甚至30%。房地产产业链很长。我认为房地产的住房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诸多改革当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尽管它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所以代表改革的开放可以用房地产来表述，作为一个案例。开放就是加入WTO，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的40年当中，特别是1998年以后，2000年以后的十几年当中，拉动中国经济市场最强劲的动力，第一个是房地产住房制度改革，第二个是加入WTO。一个改革、一个开放。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在一个快车道。尽管目前是中高速，依然是一个快车道。

  【顾云昌谈改革开发初期】房荒！全国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

  “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的时候提出来，我们争取到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也相当于10平方米。起码到了1985年要超越解放初期的水平”

  乐居财经：改革开发初期，中国住房是什么样一个局面？

  顾云昌： 1978年是个转折点，改革开放开始之前，我们实行的住房制度实际上是低房租的制度。无偿分配住房，收取低房租，收取的房租还不足以抵消房子的维修和管理费。也就是说国家房子盖得越多，国家的补贴越多。一方面因为我们国家的实力经济有限，另一方面再加上分配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住房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改革开放初期，实际上我们第一步就要发挥四个积极性。国家提出来住宅建设要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四个积极性。在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发挥四个积极性。其中发挥最好的是单位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有钱的单位房子盖得多，职工住房条件改善得快；没钱的单位或者一些事业单位，没有房没有地，那么就改善很慢，所以那时候的住房问题始终是一个住房短缺，或者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一个房荒的阶段，可以这么说。那么许多国家都有房荒，但是二次大战以后，在许多战败国也好，战胜国也好，都有房荒，他们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是在70年代的后期，比人家差了整整30年，人家就发展了，我们刚刚上来。

  那时候房荒，所以我到建设部工作以后，经常和我的同事们给中央写报告，住房难怎么解决？住房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解放初期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是大概有9平方米左右，改革开放的时候只有7平方米，越来越少了。所以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的时候提出来，我们争取到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五平方米，居住面积也相当于10平方米。起码到了1985年要超越解放初期的水平。从我来说，79年年底进入住建部，进入现在的房地产司，那时候是要做城市住宅区或者房产住宅局，城市住宅局，我们提出了分目标，就是1985年要达到居住面积也相当于人均5平方米的面积。

  实际上我记忆当中，我进入住建部以后，我们开始发动全国的主管部门，发动全国的企业家、专家、政府官员来讨论如何解决好住房问题。所以我们首先组织全国讨论住宅到底是福利品还是商品。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受苏联的体制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住宅是福利品，只能按照福利分配。后来争论了半天，结论有三个，有的认为还是福利品，一小部分认为是商品，大多数认为既是福利品，又是商品。

  我们在1983年年底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讨论研究住宅问题的中国住宅问题研究会。当时我是负责组建研究会，人大的校长还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来了，我记得我在会上做了第一个发言，还有一个是人民大学一个教授研究住房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转播了。中央政府也高度关注住房问题，从此我们组织的研究会组织全国一直研究住宅的市场化。

  住宅问题又和土地联系在一起，土地是无偿使用的，无限期无偿使用的，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组织全国的学者和一些官员研究土地问题，如何把土地也变成一种商品，从级差地租到绝对地租,研究地租问题。我们后来认识到房地产的住宅商品房和土地的市场化，是将来发展房地产的重要的因素。

  我去广东调研，第一个案例是在五羊新城的东湖新村，开发建设的东华实业公司就利用土地和外商合作，结果分到了一半的房子，我们不出钱，就拿土地我们分了一半的房子。这个案例就说明土地是有价值的。

  另外后来紧接着我们北京有个统建办，改成了城市建设开发投资公司。住建部成立一个中国房屋建设开发公司。

  在大概80年代初的时候，我到西安参加一个叫做个人买房者的一个会议，听起来很奇怪，也就是说当时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房屋是可以买的，新房可以卖，旧房可以卖。那么我们国家就内部给补了一笔钱，在西安和广西两个地方，盖了几百套房子来卖，售价是每平方米大概150块钱。82年83年那会，我觉得应该挺贵的。一些个体户，一些学者，一些文化人有钱，但他们嫌贵，后来我们提出方案能不能降下去，结果降到了120元每平米，房子卖光了。

  【顾云昌谈市场化之路】从邓小平解放思想到朱镕基的房改决断

  “这时候在1997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提出来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住宅建设能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

  乐居财经：能否谈谈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之路是如何走出来的？

  顾云昌：80年初期还没有全面开展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当时提出一个试点方案叫做提租补贴，因为我们的房租太低！管理房屋的部门首先提出提高房租，提高到能够养活以租养房。在烟台、常州等地试点。那时候俞正声部长在烟台市当市长，他是首先搞试点的单位。

  到了1988年，领导人提出来，能不能把旧公房先销售。这引起了很大的讨论，一些现成的房子破破烂烂，因为没有钱来弄，如果把旧公房卖出钱来，我们再盖房子再卖出去，否则租金一直很低，房子会越来越破。但这个问题引起很大争论。我曾经写过论旧公房出售的长篇文章，有人批判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就说提出了住房私有化的概念。

  总之房改不断进行理论研究、学术研究，直到政府提出决策和试点。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完全是根据小平同志讲的，房子是可以卖、可以租的；新房可以买，旧房可以卖，可以按揭；联系房价，提高房租。这一系列理论成为我们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的理论依据。但是这些讨论、试点始终没有突破旧的制度。尽管一部分是变了，但是面比较窄。也就说我们从80年代初一直到1998年整整20年的探索……

  在1996年的时候，朱镕基副总理提出来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住宅建设能不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住建部领导组的讨论给总理回答，住宅建设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消费热点。我们1996年中国经济就一直处于低潮之中，如何使中国的经济能够从低潮突围？朱镕基总理提出来要抓住宅建设，从而要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把住宅建设作为住房改革作为突破点。于是就把俞正声同志从青岛市委书记调到了住建部当部长，还组织了四五十人的住房改革的领导小组，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我很荣幸，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房地产，所以把我抽到住建部的整个国家的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一个主要成员，而且作为主要的房改方案的起草人。在俞正声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刘志峰副部长的领导下研究方案。当然我们研究方案的时候是开了许许多多的会议，当然俞正声部长主持的会议，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各种方案，来来回回的讨论，大概一直折腾了半年多时间，在1998年的一季度已经基本形成方案了。

  1998年的五六月份开了全国房地产工作会议，然后发布了国务院的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23号文，也就是形成了现在我们推行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出台以后，应该说我们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说从2000年开始，国家规定不允许单位再买了房以后分配或卖给职工或者单位，只能是个人到市场去买房。也就是说真正个人进入市场是2000年。这个文件讲得很清楚。当然还有个别单位在偷鸡摸狗的也有，但总体上是应该说98年房改方案宣布， 1999年是一个过渡期，我把它叫做旧体制的死缓，到了2000年旧的这种福利分配取消了。新方案最主要亮点就是取消福利分房，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从分配制度着手破除了旧体制。

  住房制度改革实际上，用我的话来说，四个轮子启动。第一个轮子就是分配制度的改革。旧房价格基本是掏很少的钱买一套房子，新房那么就补贴你钱。实际上一下子把旧体制就隔离了。第二个轮子是供应体系的建立，对这个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提出了对不同收入家庭采取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中高收入者可买商品房，中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住房，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对这部分框架，我是一个执笔者，最后顺利通过了。第三个发挥市场的作用。因为你有买卖了，大家都进入市场买房了，我买了以后要卖怎么办？要发展二手房市场，启动二手房市场，建立一个完整的新房的交易市场，就发展交易市场租赁市场。第四个轮子就是金融，对个人买房的金融支持，对房地产开发的金融支持，特别是个人按揭被提出来了。

  【顾云昌谈黄金时代】2000-2014是千年等一回刚需爆发时代

  “中国的老百姓的需求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压都压不住。一千年才有这一次。”

  乐居财经：请您谈谈房改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之路吧

  顾云昌：我把1998年以后或者是2000年以后，一直到2013年、2014年，这个阶段称为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主要是我们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大大激发了个人买房积极性。当然伴随的就是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老百姓收入的不断增长，有购买力。在城镇化高速发展过程中，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大家理念的改变，银行的支持，使得需求迅速的扩张。用我的话来说，千年等一回。一个制度改变以后，爆炸出来的力量充分体现出来。

  但是恰恰那时候我们2002年是提出经济过热。供应方面和需求方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导致在2006年房地产高潮当中不得不采取调控的举措。实际上调控最好的办法一定要在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方面，要有所控制。那时候真正的房产投机意识还不是很强。其实除了个别温州炒房团，全国的许多城市还是平稳，买房还是完全自住性需求。

  核心是中国老百姓压抑了30多年甚至40年的买房的需求爆发出来了！中国老百姓传统上就喜欢买房子，在农村有钱首先买房，买了房才能娶媳妇。城里面也是这样。后来我在2010年提出了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好多人批判我。其实我讲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的需求，现在小县城的房子大多数都是农村人来买的，因为现在农村的丈母娘希望自己姑娘嫁给一个城里有房子的小伙子。这是中国的一种传统。

  【顾云昌谈白银时代】货币超发、土地错配和土地财政

  “我研究房地产，我知道房价会涨，但是涨幅那么如此之快，我根本没想到，出乎我的意料”

  乐居财经：怎么看待2013年以后的市场，房价还在大涨！

  顾云昌：没错。我区别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关系，就是说到了12年、13年以后，（刚需）释放差不多了。火山爆发得差不多了。以后的推动力主要是改善性需求和新的刚性需求。突然爆发出来的需求是黄金时代，也就是我们总量的供应和老百姓的满足程度，已经得到阶段性的饱和。阶段性的饱和是爆发出来的。

  但最近五年房价还在飞涨！这个问题就不是老百姓所期望的，尽管有的人希望房价涨，他是有多套房的人，有投资投机行为的人。

  作为我来说，我研究房地产，我知道房价会涨，但是涨幅那么如此之快，我根本没想到，出乎我的意料，自然也给国家出了一些点子，一些呼吁。但市场就这么情况，要分析一下房价上涨背后是什么？

  我提出几个问题。我认为房价上涨背后第一个是货币原因，因为我们M2的增加速度太快，我们M2在2000年的时候是13.6万亿到2015年，过了15年，到一百三十六万亿，正好十倍。15年M2涨了十倍，所以在北京、上海这15年房价涨十倍不奇怪。因为只有房地产才能吸收那么多的货币，房价上涨谁都不愿意看到，但是一分为二来看，房价上涨的背后，它也发挥了一个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因为钱都沉淀到地产市场里来了。没有再冲击绿豆市场，大蒜市场。如果这个钱不在房地产的沉淀，我们消费市场的价格就不是今天价格。

  另一个是我们的土地错配的问题。我们城市化进程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内需。现在正处在一个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当中。因为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生活环境，要大大好于中小城市，医疗、学校资源导致大量的人口进入，而我们恰恰大中城市的土地供应严重不足，土地错配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土地财政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体，他当然希望土地出让金高，我地方财政现在收入不多，只能从土地作为财政来获取政府的开支，获得政府需要的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的确炒房者，因为没有投资渠道，财富阶层有钱没地方投资。

  【顾云昌谈长效机制】“两多一并”还不够

  “十九大提出来了，两多一并，一个定位，一个制度，定位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制度就是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叫两多一并的住房制度。”

  乐居财经：所以问题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是什么？

  顾云昌：我们的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的调控。市场不好的时候鼓励买房，楼市过热的时候是控制你卖房。一个是鼓励，一个是控制。调控无非就是这些。这个调控是短期行为，每一个周期当中总有一两年是在调控的。

  所谓长效机制是相对而言，它是一种长期行为。因为我们的住房制度到目前为止还不完善的，尽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没有继续改革。所以根据我们新的情况，对住房制度进行完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这是建立长效机制的一个关键点。十九大提出来了，两多一并，一个定位，一个制度。定位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制度就是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叫两多一并的住房制度。我们的住房制度现在的目标是两多一并，就是我们现在多主体供给，不仅仅是城市的开发公司供应的，政府的保障房这样的供应，而且更多范围内来提供住宅。增加供应量，总体是这个意思。多渠道保障，不仅仅是政府这些的保障，地方政府的保障，中央这个地方政府好在更多的保障措施要出台。第三是租购并举。 我认为租购并并举好主要是针对大城市的。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三四城市不是大问题。

  但是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光住宅制度的完善不够，它还涉及到金融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货币金融税收和土地供给制度改革。所以我把长效机制概括成一加三，一就是住房制度，三就是刚才说的三个制度改革。只有这些东西完善配套了，那么我长效机制才能够建立起来。

  【顾云昌谈未来房子】易居、安居、宜居、乐居

  “我们现在社区当中缺少温度，不是说冷热温度，是人们之间的冷漠。人们之间要真正是一个幸福大家庭，互相交流，互相关心。”

  乐居财经：您谈谈未来理想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顾云昌：十九大，中央提出来实现全体人民的住有所居，提得很清楚。过去提居者有其屋，现在提住有所居，是不同的。居者有其屋是人人有房产，人人有住房，居者有其屋；住有所居是人人有房住，有住房变成有房住，不一定需要有房产。我也注意到总理在政府今年政府上提出来一句话，要推进我们居住生活的安居和宜居，一个是有居，一个是安居，一个是宜居。如果再进一步说，我认为应该还实现一个乐居，是吧？

  那么现在老百姓有了钱，家庭富裕了。我总结了中国的住房发展第一叫做易居，但是在现在的房价的情况下，现在的市场情况下并不易居，很难的。第二才是刚才说的有居，然后是安居、宜居、乐居。过去是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现在居者又其屋，又一个。有钱海南买一套，国外买一套；另外我买了房子我出租，当然我们租售比较不合理，没人去买了房子出租的。但是发达国家好多有钱人，市场成熟了，租售比较合理了，居者又其屋。

  我讲过就是说，第一步，居者忧其屋，“忧愁”的“忧”。第二步，居者有其屋。第三步，居者又其屋。第四步，居者优其屋。老百姓能买房的不买房，他当然有他的想法，他认为买房子不合算，租房合算。人能算账，不是国家号召我租房了就合适，根据我的能力或者我的投资，我认为买房合适或租房合适，那就合适。所以开发商开发的房子，我提了五化。第一，下一步的发展应该首先是精细化，房屋要精细，质量要精细；第二个叫差异化，不同人有不同的要求，你设计规划当中不要搞得千篇一律；第三个叫做绿色化，智能减排，恒温恒湿这种，既要舒适，又要节能减排，这叫绿色化；第四叫智能化，智能化现在不光是安保方面，室内的一个物联网的发展，这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最后还有一个叫做服务化，开发商提供方式要就服务化，服务化什么概念，就是要乐居，通过我们的服务，让居民感到幸福快乐。

  我现在找到一个样板，你比如说这个四平有一个开发公司，当地最大开发公司，当地人最喜欢它的房子，政府官员也买。价格比人家高，因为它在里边组织的服务化很到位。举个例子，它建立了40个叫做社区群。比如你喜欢唱歌的一个微信群，我喜欢跳舞的，有一个微信群，她喜欢画画，有一个微信群，他喜欢旅游一个群，40个群，开始由物业管理公司组织，到后来群主都是老百姓自己，他要安排活动的，每周或者每天一活动，像是打乒乓球，其乐融融。它的公共空间很大，全部布满了这样的东西。住在那里后不感到孤独。我们现在社区当中缺少温度，不是说冷热温度，是人们之间的冷漠。人们之间要真正是一个幸福大家庭，互相交流，互相关心。楼里有个老头，我们做义工去，把做义工的时间留下来，将来我老了，人家给我做义工。看见社会公益事情，大家关心，建立了居民食堂，食堂的饭菜一份一份很少，你一顿饭要十块钱，低价但吃得很好！从零岁到一百岁都有人关心，就这么一个东西，我想整个在全国推广，叫做幸福社区美好生活。

  【顾云昌谈任 志强、周忻】周忻用上海二手房市场经验教育全国

  “你知道今天谁接你，我说你呀，任 志强；他说，不，我是中国的打工皇帝”

  乐居财经：最后一个问题。您点评一下在房产史上的几个人物？

  顾云昌：房地产房改的老祖宗，我们总设计师啊，我觉得邓小平太伟大了。他每一句话都讲到点子上，我们最后的房改方案就是按照他设计的来的。在谁手里得以成功的呢？朱镕基亲自抓，只有他这样的力度才能抓得起来，当然，具体的执行者是俞正声。我们这些人是打工的。

  另外房地产行业有几个人。一个是任 志强先生，他的判断，他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尽管嘴是大炮，但是大体上还是实事求是的，对整个的大势判断还是准的。我跟他接触当中有许多故事。有一次刚刚接触不久，中央电视台请我们俩去做节目，结果他给我打电话，老顾，我来亲自接你去，我说我有司机送我去，他说不，我来接你。他接我一起去，跟我聊天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今天谁接你，我说你呀，任志 强；他说，不，我是中国的打工皇帝，意思就是他拿的钱最多。像这样有趣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知道他的一些性格，但的确是这个人对行业对房地产的鼓与呼这方面是客观的。 而且他的一些观点判断绝大多数是对的。

  第二个就是周忻。在推出房改以后，我在全国组织了一次大会，就是二手房的市场的一个大会。我想到了上海的徐林宝。二手房市场教育全国头一份的，它叫小小补贴安新家。我就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二手房大会上第一次一个上午请上海来做演讲，上海的局长，上海的专家，上海的最后操作层面是周忻。一个上午的发言都这么搞的。下午是各地经验的交流，这个会议对全国推动行业发展，各地建立了房屋置换公司，对全国的市场推动作用很大。后来周忻做中国最大的房地产服务生，因为房地产不仅仅是开发商，而且有服务商，他是做得比较全的。而且几个公司上市，他是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