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国家统计局存在感最强的日子,也是他们最闹心的日子。

  不信你看:    

中国的统计数据、统计核算制度并不因为有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一些单位的数据真实性存在一定问题而受影响。

——国统局局长宁吉喆,2018/1/18  

中国GDP核算有扎实的、准确的基础数据,有制度、体制和机制保障,中间不存在有人干预或者修改数据的可能。

——国统局前局长王保安,2016/1/19

  

近两年已经陆续查处了若干起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案例。希望各个地区,都按照中央的要求科学评价发展成果,不单以GDP论英雄。

——国统局前局长马建堂,2014/1/20

  每年年初举行的上一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原本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为什么历任局长总要提这些扫兴的事?

  因为中外媒体偏偏抓着同一个问题不放——这些数据真不真?

  局长们的内心也是无法可说的,每年都有那么几个地方不争气,曝出统计失真等问题,授人以柄。

  今年是内蒙与天津。

  而且根据多家媒体和券商研报的预测,两地只是一个开始。

  1这么巧,你也被经济数据玩过?

  如果你是一个有点较真的财经观察者,无论是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里的大佬,那你大概率曾因中国的经济数据而困扰。

  或是数据可疑,或是数据缺失,或是统计口径和国际接不上,总之让人想捶墙。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年都有媒体问局长:为什么中国各省区域生产总值加和,不等于全国GDP总量?

*数据来源:近三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7年各省数据未出;2016年各省加和是78万亿,全国GDP是74万亿,(都未计入港澳台)差出一个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对此,局长的解释是,中国的统计制度是分级核算,工业联网直报,农业抽样调查,服务业采用电商等数据,所以全国数据不是各地加出来的,一地造假也不会影响总量的真实。

  可是不仅各省加和大于全国,一省之内,各市加和也大于全省。

  印象最深的就是辽宁。

  2017年6月,小巴曾做过一期沈阳与大连的城市对比,当时要查经济数据,发现两地尚未发布2016年统计公报。

  国家级公报2月发布,省级公报3月发布,省内外其他城市,再怎么拖沓,4—5月也发布了各自数据。然而,沈阳和大连并没有。

  当年年初,辽宁省长陈求发首次对外确认,辽宁所辖市县,在2011年—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我们顶着面子上难看的压力,认真地挤压水分,2015年夯实了财政收据,2016年以来努力夯实其他经济数据。”

  挤水分嘛,总是不易,沈阳和大连又在全国的聚光灯下,难以自处,其实很好理解。

  可是分析还要继续,于是我翻出两地的市人大会报告,幸好上面提到了预计地区生产总值,沈阳是6712亿,大连是8150亿。

  新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两个数据加上其他城市的产值,比辽宁省经济总量高出2700亿……

  无可奈何的小巴,决定仍然采信这两个数据(也别无选择),同时在备注中说明情况。

  成文之后,发布之前,随手翻查,意外发现,辽宁统计局官网的局长信箱里,静静地躺着一份回复,回答一位高校学生,2016年辽宁各市GDP初步核算数据。

  那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写着,沈阳5460亿,大连6730亿,恰好抹平了和全省总量的差距,而这一数据不见于任何公开报告。

  那一刻,我觉得数据在玩我,辽宁在玩我。

  此刻,再次查询发现,沈阳直到9月、大连直到11月才发布统计公报,数据恰如局长信箱。

  我仍然觉得他们在玩我。

  2自曝注水,下一个是谁?

  2017年,辽宁自曝;同年,中央巡视组查出,吉林和内蒙古经济数据造假。

  2018年,截至目前,内蒙古和天津自曝。

  内蒙古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天津滨海新区核减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从10002亿至6654亿,幅度约为33%。

  网友调侃,滨海新区变成了“宾每新区”。

  在此之前,滨海新区简直是全国(数据)明星,2016年率先实现万亿产值,经济总量占据天津过半,直接把天津拉升到中国大陆人均GDP最高的省级行政区。

  然而,早在去年讨论时,就有很多天津读者表示,经济数据和日常感知相去甚远。注册地在天津的三家独角兽企业,实际都是北京企业的关联公司;而天津的某些国企,也有左手倒右手做大营收的嫌疑。

  此刻问题曝光,只想说诚不我欺。

  那为什么地方政府扑通扑通都跳出来了呢?

  一是,十九大报告强调,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再唯GDP论,这是中央给地方发了一张“我全都清楚,你坦白没事”的保命牌。

  二是,地方领导集中换届,新任官员没必要为前任吹下的牛皮负责,还不如一挤到底,为今后的实际经济增长让出空间。

  三是,营改增之后,原归地方的营业税变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税,虚报产值意味着要自己贴钱上缴中央财税,这个牛皮吹起来肉疼。

  四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组通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后各省经济核算不再由省级统计局负责,而是国家和地方共同完成。等到国家统计局亲自查出问题,性质可就变了哦。

  四层激励之下,各地相继自曝注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拭目以待,谁是下一个,乃至下下个。

  3 统计,国之重器

  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户口册叫籍,同样须造三份,一本存县,一本送州,一本呈户部。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账则是壮丁册,在今年即预定明年课役的数目,这是庸的根据。唐制每岁一造账,三岁一造籍。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

  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时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唐代税赋制度)失败的最大原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回顾中国历史,中央对地方的管束力衰弱,往往始于统计制度的失效。谁掌握了更多信息,谁就掌握了博弈的主导权,因此统计乃国之重器。

  所以,你看,上面的每一项举措,都透着一股恩威并济的劝诫意味:我都放下GDP了,你怎么还抱着?你给我真实,我给你真实的力量。

  围观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围观他们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拉锯,大概是中国的财经观察者在困扰之外,难得的乐趣吧。